这是《金融时报》最近一次全球领先企业榜系列报道的开场白。读者们不难发现，这一排名处处体现了其进化论中反复强调的“适者生存”的观念。企业就如同自然界中生长的物种，一旦发现适合自己兴旺发展的特定环境，它们自然就会生生繁衍，直至受到资源稀缺或者天敌的威胁而无法继续增长其数量为止。

　　物种数量的增长将不可避免地引发生存竞争，而竞争是无情、冷酷、利己和严峻的。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一个动态的模型，在这个动态过程（即自然选择的过程）中，物种通过 “有利变异（profitable variation）” 来适应环境，并最终得以生存。有利变异是自然发生的，随着无竞争力的物种的消亡，差异化的创新得以保存和发展，并最终让有特殊和专业技能的物种生存下来。

　　因此，在达尔文的自然世界中，我们会经常看到增长、竞争、稀缺资源、创新、差异化以及追逐个人利益等现象。对于想要了解企业管理秘诀的人来说，应先从理解和掌握这些观念着手。

　　泡沫迅速增长，并最终破灭，这是250年以来各种投资热潮中不变的主题，例如郁金香热、运河热、铁路热，以及近期的互联网投资热等。在一个人人热切期盼更多年终奖金的时代，“利己主义”毫无疑问是不会消亡的，而且会继续大行其道。

　　在金融服务业、电子行业和饮料行业中，产品差异化是推动企业发展的竞争手段。《金融时报》的很多文章都讨论过企业生存或成功、倒闭或失败的原因，从中你可以读到一样不变的主题，那就是获取与保留稀缺资源和高级管理人才。

　　在商学院的课堂里，丰田公司常被誉为“持续改进”的典范。实际上，持续改进和当年达尔文撰写自然选择论文时的研究课题异曲同工，因为自然选择就是“时刻观察世界各个角落的每一个变化（哪怕是最细微的变化），并在抛弃不利变化的同时保持和积累有利变化的过程”*。

　　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竞争最激烈的地方也是进化最快的地方，这和今天关于全球竞争的决定性因素— —全球化、准入壁垒、行业整合、供应链管理优势等的争论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

　　在当今的网络化经济时代，还有什么带给我们的启示能比自然界带来的更好呢？我们现在常用“竞合”（co- opetition）一词来描述与竞争对手合作而创造价值的战略，在电信和医疗等领域这一战略更为常见。显然，这个所谓“竞合”的理念也是从自然界的行为模式中脱胎而来的。

　　在达尔文的母校剑桥大学，Judge商学院也正从与其它系科的合作中获益。我们制定了自己的发展战略，将自己定位为“坐落在剑桥中心位置的一所伟大的商学院”。我们与法学和经济学的教授合作研究企业治理；与数学家和经济学家合作研究金融；与生物技术学家和临床专家合作研究医学和药理学；与来自物理和生物科技学科的同事合作研究创新及创业。目前，创新及创业研究已经发展成为我们极具竞争优势的研究领域。

　　通过积极参与创业计划竞赛、特别项目建设和联谊活动等，我们所有的学生都能与当地多达350家科技公司的企业群接触。这些来自不同行业的公司形成了一个经济生态系统，囊括投资、交易和各类专业咨询的各个领域。学生还可与10家风险投资公司和4个天使投资网络建立联系。最重要的是，这些公司卓有成效地组成了诸多自发性的联盟，共享人脉信息、成败经验以及校园内外的人才资源，后者正是为其带来创新理念的生力军。

　　剑桥是欧洲最重要的风险投资家聚集地。以剑桥最古老的中心地带为核心，方圆几英里之内只聚积了欧洲千分之一的人口，但是在2004年，10%的欧洲风险基金都蜂拥到了这一地区。

　　对于这种集群效应所带来的利益，达尔文早有先见之明。他曾指出，很少有什么植物在任何环境里都能够大量繁殖。达尔文观察到，“任何一个物种要想保留下来，先决条件就是该物种必须能够大量存在”，并由此得出结论：“只有当一个物种的生存条件相当优越，有利于同一物种大量繁殖时，它才能生存下来，免遭毁灭” 。

　　经验表明，大部分技术类的创业公司都失败了，只有部分取得成功，能够创造大量财富的更是凤毛麟角。不过，尽管某一特定公司失败的可能性极大，但整个技术类行业都惨遭失败的可能性却极小。因为作为群体，它们已经奠定了坚实的行业基础，并且对外形成了强大的抵抗力，内部则相互支持和依赖，因此，发生有利变异的可能性大大增加。通过资源再分配，变异所带来的好处实际上将被整个群体所分享。

　　精明的投资家都明白，他不需要去掌控那一系列可计算净现值的现金流，而只需掌握达尔文“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理论。因此 ，他会在Judge商学院实物期权或投资组合专家的帮助下，去构建一个投资组合。

　　那么，我们的管理学课程是否只要从头到尾讲授一遍达尔文的进化论就完事了呢？达尔文的理论是否涵盖了管理学的方方面面呢？可能并非如此，但是他的确启发了我们，让我们意识到需要在哪些方面进一步深思。

　　在达尔文看来，大自然为我们提供了最为严苛的判断标准。他进一步追问：“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设想，自然万物诞生的背后有着更深的奥秘呢？”可是，在商业社会中创造成功的奥秘又是什么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的思维不能局限于达尔文的进化论，不能一味强调创新的必然性、机遇和“自发性”。的确，创新可以引发竞争，而不期而遇的机遇和运气也帮助了不少人打赢品牌之战，或者发明出电子产品，抑或研制出新的医药化工产品。但除了机遇之外，主观能动性、判断力、人的才能和创造力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自然发生的过程”。

　　人类的才能能够帮助人们在科学探索中获得发现，制定出激励战略以激发对服务质量的精益求精，培养出敏锐的文化敏感性，从而在社会问题得到解决的前提下从跨行业的联盟和并购中获益。总之，人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自然发生的过程”。

　　而且，我们这些致力于商业教育的人们总是相信，我们可以用知识武装人们，帮助他们更好地改变“自然发生的过程”。因此，我们从达尔文的进化论中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我们必须理解市场的固有法则，理解只有历经艰苦竞争才能最终生存的道理，理解创新和差异化的力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优秀、更聪明，才能击败竞争对手，为客户创造出更多价值。

　　同时，我们不应寄希望于运气。而且商业社会也不是达尔文所说的那样无情，因为说到底，商业力量是人所创造的。当前的趋势是越来越推崇合作甚至利他主义，顺应这一潮流便能取得长期的商业利益，从而减少竞争和狭隘的利己主义所带来的弊端。

本文作者：剑桥大学商学院院长桑德拉·道森（Sandra Dawson）